信報財經月刊
1/2015

大學要國際化 不要麥當勞化──香港十大校長教育論壇   
 
「國際化並不等於『麥當勞化』，不需要把全世界的大學都倒模複製，像麥當勞的漢堡包一樣，然後比較哪一家麥當勞大些。」

香港要維持競爭力需要大學提供優質的人才，「灼見名家」傳媒最近主辦了「香港十大校長教育論壇」，罕有地邀請到本地十位專上院校校長同台，圍繞「香港高等教育如何維持國際優勢」的話題各抒己見。

城大郭位：研究與教學不可分

首先發言的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教授開宗名義指出，學界在「教研合一」方面有待加強，「一般人把教學跟研究分開，認為做研究的人，就是寫論文的人；會教書的人，就是會講話的人，但事實上，中國歷史上許多會教書的人，其實是不大會講話的，但他們講的話都應該是有內容的，所謂『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分工』（韓愈《師說》）」。

郭教授說，在先進國家，大學分為四類：即博雅教育大學、專業教育大學、綜合性大學和專科大學。「因此，大學就跟做生意一樣，都要有一個niche（定位）。儘管大學分四類，但四類大學都沒有把研究和教學截然分開，因為這四類大學都要做研究，都要教學生……如果不做研究的話，你還能教些什麼呢？你已經過時，學生都超過你了！反過來說，你在大學只做研究、不教書的話，你又能給學生什麼新知識呢？你做的研究要轉化成知識，要能夠跟學生交流，而且，我們有做研究，便可以從學生中得到很多反饋。」

他說：「所謂『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韓愈《師說》）。這是傳統中國的講法，是不完全的，我認為這是中國科技不發達最重要的一個原因，為什麼呢？『傳道、授業、解惑』的意思是說，我講話，你聽；你有問題，我回答；你有遲疑的地方，我可以安撫你，That isn't enough（但這是不夠的），它缺少什麼呢？缺少『格物致知』（窮究事物原理，從而獲得知識），當你做研究、做摘要（digest）的時候，也需要分析和反饋。語言的作用是交流，語言不用來交流是沒有用的，我們需要帶出一個訊息，這個訊息就是研究與教學必須相結合。如果一個教授不做研究，不會是一個好的教授；如果一個教授不與人交流，他也不會是一個好的教授。因此，在『傳道、授業、解惑』之外，我們也需要做研究。」

恒院何順文：引入嶄新教學模式

恒生管理學院校長何順文教授以「小型私立學院在香港高等教育扮演的角色」帶出話題。他首先指出，儘管香港的高等教育有一定優勢，但也有一些局限，包括本科學額嚴重不足、財政來源過分依賴政府、公立院校自資課程泛濫、捐獻文化太過單一，民間資源未有充分發揮、私立院校發展被忽略、太多公立院校的發展受制於UGC（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指引、土地資源受制約，難以興建新宿舍，對招考內地生不利，加上本地研究生的來源成問題。他又指出，本地大學的發展一直走西方大學的一套，很少思考把傳統中華文化價值融入教學中去。

不過，他說，這些局限到了2009年有很大的突破，原因是當時港府提出建設地區教育樞紐，希望多招外地學生，開辦多些自資課程。港府願意批地、貸款和提供其他資助，讓更加多的民間辦學團體開辦經評審的自資學士課程，讓自資院校慢慢發展成具素質的私立大學，從而打破以往香港專上教育由公立院校主導的單一局面，目前已有8間不同的自資院校，而且都有發展成私立大學的時間表。

何教授認為，目前香港專上院校大多走研究型、專業型的道路，「因此，新興的私立大學有很大發展空間，一方面，私立院校的入學率由18%提高至24%。另一方面，私立院校引入全新的教學模式，補充了公立大學的不足」。他以恒生管理學院正在推動的「博雅+專業」教學模式為例，指出校方在規模只有幾千人的小院校中實行小班教學，鼓勵緊密的師生關係，同時鼓勵師生住校。

浸大陳新滋：科學分析全人教育

香港浸會大學校長陳新滋教授指出，港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佔GDP相對低，但香港的大學在世界上的排名卻毫不遜色。他讚揚香港專上院校辦學方針對頭、教師勤奮、學生智商和情商都很好，「所有這些結合在一起，就可以造就世界一流的大學」。

陳教授以浸大為例，闡述大學維持國際優勢之道：「最重要的是，我們有很好的老師和同學，以及師生之間的良性互動。」除了學術之外，更重要的是全人教育，「將知識貢獻社會，讓更多人受惠，這是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全人教育的目標可以用兩句順口溜來概括——『浸大願景育全人，民知學技創通群』。即是說，要培養學生七種能力：公民道德、追求知識的能力、終生學習的能力、對科技的認識和操作、運用的能力、創意和獨立思考的能力、溝通能力和群體配合的能力。」他說，浸大已採取系統的調查方法，包括請學生回答140多條問題，再通過統計學的方法，分析學生在「民知學技創通群」七方面的表現。

陳新滋又以最近浸大饒宗頤國學院在珠三角一座城市推廣國學，獲當地慷慨應允撥地50畝為例，呼籲港府增加對教育研究的投入，例如撥地興建中醫院。

嶺大鄭國漢：政府資助仍不可缺

最近擔任學聯與政府對話主持人的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教授預言，10年之後，全球每所具份量的高等院校都會面臨比今天更激烈的國際競爭。他指出，全球高等院校可分三類：一、頂級私立大學和頂級政府資助研究型大學；二、大部分研究型或教學型政府資助高等院校及優質私立院校；三、大部分私立院校，補充前兩類的「市場」空隙。鄭教授以香港中學分級制（banding）作比喻，形容上述第一類大學無論「品牌」或知名度均最佳，但佔比最少；第二類範圍最大，佔比最多；第三類「市場」競爭激烈，院校生存能力堪憂。其中影響第三類院校生存的因素，包括「質量好的第二類院校，可以利用資訊科技（例如網上教育）降低成本，擠壓第三類院校的生存空間」。

因此，影響香港專上院校國際競爭力的因素，他認為以下四點值得思考：

1. 香港專上院校可「借力」國際夥伴提高競爭力；

2. 香港專上院校在亞洲仍具地理上的優勢；

3. 政府（UGC）的支持對香港專上院校的國際競爭力仍不可或缺，因為只靠學費經營的院校，難有大量經費進行研究；

4. 從長遠看，政府的支持是令院校能夠獨立於政府之外的本錢。「隨人口老化，年輕人口下降，納稅減少，政府可能會逐漸減少資助，轉而要求院校多招收非本地生，以學費支持院校運作，同時政府亦可能給予院校更多自由度，至於能否生存便要靠院校自己了。」

鄭教授希望，在這一天來臨之前，政府可以支持香港院校進入上述第一類或第二類大學範疇，這樣，就算政府減少支持，香港的大學將仍然能夠有本錢立足於國際。

中大沈祖堯：大學不能倒模複製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形容時下流行的大學排名像「選美」，即按照既定的標準和目標來比較，從而定出名次。他對這樣的排名有所保留，因為不同的大學，有不同的定位和功用，因此，用同一把尺去量度全世界不同的大學，就像是比較橘子、李子和葡萄，沒有很大的可比性。

沈教授同意，「國際化」是很多大學校長關注的問題，全球大學目前都聚焦在一些方法上，例如全以英文授課，使之可資比較。「國際化當然是需要的，這樣才能使學生在全球每一個地方都能發揮作用。但國際化並不等於『麥當勞化』，不需要把全世界的大學都倒模複製，像麥當勞的漢堡包一樣，然後比較哪一家麥當勞大些。」他強調：「我們的大學具備全球視野，配合我們的教育，並不需要放下自己的獨特性。中文大學的獨特性，當然就是她的中國文化歷史背景。當我們的大學能夠吸引全球學生入讀，我們毋須亦不應該拋開中國文化和我們的獨特的地方。」 他又指出，全球和地區、科學與人文同樣重要，研究問題時不可偏廢。

教院張仁良：老師的EQ最重要

香港教育學院校長張仁良教授透露，他剛上任時，曾邀請全港2000多所幼稚園、小學和中學的校長就「未來聘請新老師，最重視哪些基本條件？」進行問卷調查，「結果，一周內有1000位校長回信，告訴我們未來聘請新老師，希望具備以下四項條件：首先是正面的人格，第二是積極的工作態度，第三是團隊合作能力和人際溝通能力，最後才是專業知識。

這個調查帶出一個重要訊息：相對於專業知識，校長們更重視老師的 EQ，即要有正面的人格和正面的工作態度，使我們的下一代有一個正確的人生觀，這也是教院課程改革關注的重點。」

理大唐偉章：維持高度學術自由

香港理工大學校長唐偉章教授指出，保持香港高等教育的國際優勢，應維持高度的學術自由。「以理大為例，理大要求所有四年制的學生參與有學分的服務學習項目，這是一個新嘗試，並非普通的義工計劃，而是要求同學把學到的專業知識，為社會做有意義的事情，目的是讓學生盡早體驗到社會面對的問題，從而幫助他們建立更強的社會責任感。

以每年3000名畢業生計算，就算有些同學以團隊形式服務，該項目每年也要提供約1000個服務學習機會，如為內地貧窮地區設計、興建橋樑、為東南亞地區提供太陽能照明系統等，這並非教資會或教育局要求大學做的，而是教師自行商議、自行決定的，若沒有高度的學術自由，我們實在很難作出這樣的決定。」

科大陳繁昌：教育不能政治化

如何令香港的專上教育更加國際化？香港科技大學校長陳繁昌教授呼應沈祖堯教授的說法，指出「教學並不是選美，如何培養學生才是重點。香港是一個中西合璧、擁有學術自由及良好資源的國際城市，對於外國人才具吸引力。面對近年全球各地的競爭，本地大學多吸納外國學生，可融合不同文化，對本地學生亦有利。」

陳教授認為，本地專上院校有各自不同的辦學理念，不必每所大學都是牛津、劍橋，只要堅持定位，政府、社會和辦學團體就應該全力支持。

公大黃玉山：爭取加入「國家隊」

香港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教授指出，香港的大學科研做得不錯，積累了深厚的科技實力，然而，目前研究經費已不可能大幅增長，香港沒有軍事工業，又缺乏大型工業，儘管基礎科研在世界上排名靠前，但研究經費難有飛躍發展，要維持國際優勢是個挑戰。

他認為，可以借助香港以外的力量，例如內地近年來每年R&D投資達到1萬億元人民幣，研究項目包括海洋、航空、航天、新材料、環保、超級計算、天文等。「香港科學家可以加入『國家隊』」，與內地科學家一起參與大型國家項目，並在世界上脫穎而出。

「項目是否由香港牽頭不要緊，由內地院校牽頭亦無所謂，其實我們只知諾貝爾獎得獎者的名字，屬於哪一所大學反而很少留意。」他認為除了基礎科研外，大學科研一部分可以向應用科技傾斜，以保持香港科研在國際的領先地位。

港大馬斐森：國際化要內外兼修

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教授也談及國際化問題。他表示，國際化可分為兩部分：內部的及外在的。內部的包括校園基建、教職員及學生水平是否跟得上國際標準；外在的則包括如何可以令外界認同香港教育的國際水平。

他認為，香港已經有內在的部分，但在外在的部分，有三點是需要做的：首先，需要整個專上教育界而非個別院校去行動，加強院校（作為整體）之間的互補，並改善與不同行業之間的聯繫；其次，必須明白院校行為本身對社會的道德影響力，並回應社會出現的問題；第三，香港人要以培養國際公民為己任，並在語言方面培養學生在全球化商業社會的競爭力。

馬斐森教授同意，香港已經擁有必需的材料，不過，由於世界經濟環境快速變化，我們必須加快腳步，為香港創建未來。

文、圖 曾紹樑《信報》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