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財經新聞 24/1/2014 人口政策與高等教育的誤解 何順文 港府去年10 月24 日發表一份名為「集思港益」的《人口政策諮詢文件》（下稱「文件」）。細看整份「文件」，只由狹窄的經濟與人力資源考慮為主導，未有全面為香港訂立一個幸福人文社會的整體目標；真正的人口政策目標不清晰，很多人對有關建議便不會有什麼期望。 更令人失望的是， 「文件」與特首剛發表的《施政報告》，均漠視香港一直嚴重欠缺學士學額的問題，只提出不會擴展資助大學本科教育（只小量增加副學士銜接學士及指定學科學士學額），以及更多發展「職業教育」，目標是以此解決未來短缺的中層技術人才、改善人力資源的錯配。筆者感到這些政策與環球大學教育普及化的趨勢背道而馳，也是大學本科教育目標理念的倒退。 博雅教育不應忽視 問題癥結之一，就是政府把人口政策、就業勞工政策與教育政策綑綁一起。歷史證明，人口推算、人力供求預測與中央人力資源配對均不可能準確或有效，高等教育政策也不應主要為配合就業和勞工政策而服務。 此外，由於大學本科教育成本高昂，在教育資源有限下，也有個別學者倡議，文憑試成績未獲大學取錄的大批學生，應可進修成本較低的自資職業訓練，以得到更佳的就業出路。這顯然是對高等教育的誤讀。 一般來說，職業教育或專科技術教育是指專門培養中層實用技術人員的非學位專上教育，職業教育的對立面就是博雅教育，前者單一和實用，後者則着重全人發展和學術理論。 事實上，近年的職業教育層次已不斷轉型提升，以往職業教育的觀念是讓學生可有一技之長，方便日後謀生；這種教育只集中某類行業和工種的需要，對個人認知、獨立思考、應變創新和人際溝通合作能力等不甚重視。 不過，隨着環球化知識型社會的急速轉變，服務型社會對人的質素要求已愈來愈高，很多傳統的中級技術工種，今天也需要具備其他能力；現在的職業導向教育很多已提升至學士水平，除了顧及畢業後的就業，還要為年輕人準備尋找未來的多元出路和轉業。 選擇職業導向教育與否，應是基於學生的個人能力、興趣和潛力，而非以他們的高考成績分等分級，中學文憑試成績優越的學生，也可選擇入讀職業專科學院，追尋個人志願；在德國和一些北歐國家，很多學業成績優秀的高中生也會選擇入讀工藝學院而非傳統大學。現今的職業訓練，不再是拿不到大學入場券的人的次等選擇，也不應把它視為次等的高等教育。 再者，資訊年代與服務型經濟的工作類型、特徵和所需的知識技能，均會不斷轉變，往往與院校所學的專業不大吻合，就算畢業後「找對」第一份工作，數年後也可能轉行或創業，因此院校要做的，是盡量培育學生尋找、學習、適應和創新的能力。換句話說，他們必須擁有「深層學習」、身處二十一世紀可以轉移的核心能力（如語文、溝通、獨立思考、解決問題、應變、創新、團隊合作），而非單一的職業技能。 增加學額理所當然 高等教育不再是單單讓年輕人畢業後找到一份固定的工作，而是讓他們為未來不斷改變的工作和生活作好準備。除了專業之外，我們希望年輕的畢業生成為一個具自省能力、人文關懷、感恩、滿足感和社會責任感的一個人。 因此，培養專業技術之餘，職業導向教育的院校也須給予學生博雅教育的元素，例如通識、住宿、文藝、社會服務及海外交流等學習經驗。今天的職業導向教育與傳統本科教育已難分辨，把前者轉為四年本科制已是大勢所趨。 最近一項國際調查顯示，香港只有兩成勞動人口擁有學士學位，比不少先進經濟體落後近四成，情況頗為嚴重；這種偏低的教育程度，可說未能應付一個知識型和服務型社會的需要。 過去十年，大學本科生的資助學額大約一直凍結在15000 個（即18%入學率），遠遠不能滿足本地高中畢業生的需求。在2015 年超過74000 名中六學生參加中學文憑考試（DSE），約有26000（3 成半）達到入讀學士的成績要求，但大約只有12000名（約1 成6）可以入讀資助大學；近年的數千個學士學額增長，完全由認可的自資院校支撑。 香港每年仍有近萬名高中生擁有文憑試及格成績，卻未能獲得學士課程取錄。這是一個典型的社會不公平，也是經濟發達社會的悲劇和恥辱。據政府解釋，除了教育經費有限之外，隨着本港年輕人口下降，高中生升讀大學的比例自然上升，因此毋須增加大學學額。不過，香港的本科教育遠遠談不上過多，從追求一個高質素的人文社會、從社會的公平和流動性來看，大幅擴展學士新生名額應是理所當然、刻不容緩的政策。 筆者贊同短期內增加三、四年級副學士銜接學士學額，但卻反對政府為了節省兩年資助而不願增加學士課程資助學額。為了長遠提升大學入學比率至三成五，大幅增加資助一年級學士學額比增加副學士銜接學額更為實際。當然，大前提是保證課程和畢業生的質素。 最近，有本地尖子大學畢業生任職巴士司機，事件令不少人嘩然，認為「大學生已經貶值」。不過，以正面思維看，大學畢業生願意放下身段，從基層做起，還是值得鼓勵的。其實，今天的巴士司機所需的技能已愈來愈高，與二十年前的要求已大不相同，當愈來愈多具質素的大學畢業生願意當警察、酒樓部長、巴士司機、導遊、售貨員，從低中層向上流，應是社會進步的徵象。 很多人說香港今天的問題主要是政府政策過分經濟導向，缺乏人文意識。到底，人口政策的訂立只是為了GDP，還是為了一個更為均衡快樂的和諧社會？ 作者為大學資深管理人員及學者